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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获三年青创奖学生为西南大学院长之子!学术欺诈是人性还是制度问题 ...

2020-7-23 11:56| 发布者: sn_yls| 查看: 510| 评论: 0 |来自: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有一位学生连续3年获奖,且获奖成果横跨物理学、计算机存算一体和人工智能。这位来自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段某严因其获奖成果与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段书凯一专利 ...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有一位学生连续3年获奖,且获奖成果横跨物理学、计算机存算一体和人工智能。这位来自西南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段某严因其获奖成果与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段书凯一专利高度相似,引发了外界对两人关系的关注。近日,澎湃新闻记者通过段书凯博士学位论文证实,两人确为父子。

7月22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找到段书凯的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高维和时滞混沌系统的理论研究及电路实现》在该论文的致谢中,段书凯提到,“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王丽丹博士和我刚满三岁的儿子段X严。”论文时间为2006年10月。

段书凯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高维和时滞混沌系统的理论研究及电路实现》中的致谢部分。

随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对照了王丽丹的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卷混沌发生器的设计、电路实现与应用》,在论文致谢中王丽丹写道,“特别感谢我的丈夫段书凯博士后和儿子段X严。”该论文答辩时间为2008年5月。

王丽丹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多卷混沌发生器的设计、电路实现与应用》中的致谢部分。

针对段某严连获三年青创赛奖且一等奖作品与段书凯专利高度相似,7月22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致电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询问中国科协是否开展了相关调查。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我们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将及时通报有关进展的情况。”如果存在参赛造假将如何处理?该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

在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官网上,对人工智能学院领导班子的介绍显示:段书凯除了分管学院发展规划、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事人才、国内合作交流等工作外,还分管“师德师风”。

在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官网上,对学院领导班子段书凯的介绍。

王丽丹为段某严的作品指导老师:同为西南大学教授,与段书凯学术交流密切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段某严分别在其初中二年级、初中三年级、高中一年级时(2017-2021年)连续3年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获奖成果横跨物理学、计算机存算一体和人工智能。

段某严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作品。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申报日期为2021年3月20日至4月20日。

其中,段某严获得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一等奖的作品《用蛋清做个元器件―柔性忆阻器及交叉阵列的研究与制备》,与更早前申请的一项国家专利《一种光电双控柔性蛋清忆阻器在数据存算一体化中的应用》高度相似,而该专利的发明人与段某严获奖项目的指导老师同名。

专利发明人与学生获奖项目的指导老师同名,专利第二位发明人为段书凯,专利第三位发明人为王丽丹。该专利于2021年1月23日申请。

此外,专利的第二位发明人名为段书凯,现任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类脑芯片、工业机器人、智能控制、仿生信息材料等。

专利的第三位发明人名为王丽丹。而段某严在初二时获得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的《“水中叉鱼”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智能优化方法》参赛作品,辅导老师也名为王丽丹。

前述王丽丹的博士学位论文显示,其博士就读于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学科门类为工学。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官网也找到一名为王丽丹的教授。官网同样显示,王丽丹于2008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计算机学院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从2013年4月至今,王丽丹任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工神经网络、非线性系统与电路设计、忆阻器与忆阻系统、生物电子电路和神经形态系统等。与此同时,王丽丹与段书凯学术交流密切,官网显示,两人合作了共22个国家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仅中文学术论文就合作了35篇。

7月22日下午,澎湃新闻多次致电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求证三人关系及事件调查进展,但电话均未接通。

而在7月20日下午,澎湃新闻致电该部门求证段某严、段书凯、王丽丹三人关系时,工作人员也并未给出明确回复。就段某严和段书凯是否为父子关系,该部门一位工作人员称,相关部门正在了解情况,目前无法给出具体反馈。而段书凯与王丽丹有何关系?该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也不太了解”。

针对段某严和段书凯是否为父子关系,7月20日下午,西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一工作人员回复澎湃新闻,“我们暂时不方便回答这个问题,稍后看官方,我们学校的通知。”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对于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体育总局、知识产权局、自然科学基金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只有省级竞赛成绩优秀者才有机会被省级组织机构推荐参加全国竞赛。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官网显示,段某严从初二起连续3年参加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分别获得第32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三等奖、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三等奖、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一等奖,获奖作品依次是《“水中叉鱼”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智能优化方法》、《无人驾驶的鹰眼-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交通标志识别与APP实现》、《用蛋清做个元器件―柔性忆阻器及交叉阵列的研究与制备》。

《用蛋清做个元器件―柔性忆阻器及交叉阵列的研究与制备》项目简介。

据当地媒体报道,段某严曾以“怀揣科技强国梦想的好少年”获选感动当地十大人物之一,获奖理由包括“个人科技创新成果在第34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奖”。

针对段某严连获三年青创赛奖且一等奖作品与段书凯专利高度相似,7月22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致电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询问中国科协是否开展了相关调查。

该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于公众关注的相关问题,我们正在开展相关工作,将及时通报有关进展的情况。”如果存在参赛造假将如何处理?该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

而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官网显示,段某严参赛作品《用蛋清做个元器件—柔性忆阻器及交叉阵列的研究与制备》获得第34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另据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等5家单位关于公布第32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的通知,《水中叉鱼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智能优化研究》获得第32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课堂内外科技创新专项奖。

此外,根据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公布的获奖名单,段某严参赛作品《无人驾驶的鹰眼——基于深度学习MC-STCNN的智能交通标志识别》获得第33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7月22日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段某严“用蛋清做个元器件”获奖作品与段书凯专利高度相似一事多次致电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宣传部,但电话均无人接听。

学术欺诈是人性还是制度问题?

学术造假之恶,在于它误导整个学术群体。其中罪大恶极者,甚至造成学术界失语。

一旦人们对知识创造的整个制度不再信任,将对社会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

2011年,欧洲媒体披露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的学术欺诈行为,一时震惊世界。报告显示,Stapel过去10年至少有55篇研究报告涉嫌欺诈罪,这其中涉及到10篇由他指导的博士论文。

一夜之间,Stapel就从受人尊敬的教授,一个学术明星,沦落为学术界数十年来最大的骗子。

-01- 哪些行为属于学术欺诈

究竟是哪些确凿证据,让这位学术明星牢牢的背上“学术骗子”的恶名?我读过几篇Stapel被撤销的论文,又读了《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认为给Stapel定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条:

1. 实验数据管理相当糟糕。

调查组首先发现Stapel收集实验数据的大学存档混乱,他的很多实验数据是他在2000年到2006年雇佣本科实习生收集的,这意味着他使用的是无效数据,以观察为主要依据的社会研究一般来说,5年是上限;其次,雇佣缺乏系统学术训练的本科生,数据可靠性受质疑。

2. Stapel无法复原他在实验中描述的条件。

自然科学实验必须能够由他人在实验室验证得出同样的结果,才能被证实。这一原则不大适用于社会科学。不过一般来说,社会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要尽量回避极端环境,在相对平和的条件下作观察,这是为了避免在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时,有太复杂的外界因素干扰。

然而当 Stapel 在研究种族主义倾向与恶劣环境的关系时,正处于环卫工人罢工阶段。这就使得他的结论非常牵强:真的是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种族主义倾向”吗?还是有其他解释。环卫工人罢工造成公共服务停滞,激怒了民众,让人们对非本族裔人士表现得激愤,或许这样的解释听上去更合理吧。

3. 故意对实验数据造假。

Stapel设计的好几项实验,最终都没有得出他预期的结果,但为了能发表这些研究,他几乎更改了全部数据。

-02- 学术不端透露真实的人性

《纽约时报》的记者花费近一年时间跟进调查,并采访到Stapel本人,终于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揭露本案。从透露的细节看,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

早在2009年,就有研究生向系里报告,怀疑他们的教授作假,但从未引起校方足够的重视。如果他曾经有机会收到警告,那肯定会有帮助。遗憾的是,即使这种警告存在过,它也过于微弱,就像一直加速的车子一路都没有红灯,一路向前开,等待它的结果只有爆炸。

Stapel的地位就像是个盾牌,保护他免受同行质疑。他的信心在这过程中不断膨胀。

读到这里,我们也看出这个“学术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名誉,他个人的学术生命,还涉及到家人、同事、他无辜的学生。

骗子固然可恶,但我个人非常之不愿,用浅白的方式解读这位学者犯下的罪行。

我深深懂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想做到绝对的清白是多么不易。

Stapel 对学术界所犯下的罪行,可能足矣判处他在学术界的死刑,但,如何看待他的罪行?只有看懂他的职业经历,了解他为何这样做,你才有资格说:我可以做到跟他不一样,我要用正直的方式做科研。

Stapel 在2011年至2013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陷入深深的沮丧。他依照心理学治疗师的建议,用文字记录下他对生命的思考。

Stapel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总是围绕着他的学术生涯。失去了学术身份的他,一时找不到生活下去的方向。

Stapel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绝对的影响,他们强调专业能力,父母那一代人坚信:“你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你是谁。”

高中阶段的Stapel,学习、运动样样出色。他不仅写剧本,还表演戏剧。大学时期,他的同行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他获得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奖学金。Stapel在写博士论文时大量运用实验研究,浸染在一系列的心理实验中,这种专注训练令他对心理实验方法掌握得炉火纯青。

无论实验结果如何,他都被数据所吸引。他告诉记者:“我不曾见过任何人,从未经历研究失败”。即使是最幸运的情况,也有失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半研究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

-03- 学术世界真的不快乐也不完美

不快乐是因为你要习惯面对失败。你的数据不可能总是看上去那么漂亮、整齐。不完美是因为,凡俗世界本身就不完美,想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认真用眼睛看,用头脑想,用耳朵倾听。

在学术的世界里,真相并不只有一个。你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欺骗学生,给他们使用虚拟、错误的数据库。他对记者解释:真实的学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以及一种随时让你感到会毁灭自己的东西。于是,这位学术明星用他自己获得成功的方式,把虚假的数据交给他的学生使用,他想要让自己的学生有一个完美的学术生活。

Stapel竭力把自己的研究项目做成一个结构简单,美丽的故事,为此,他必须要掩盖一些实验细节,他没有耐心去为不完美的数据寻找其他解释,而固执的突出自己设计出的思想方法。

他的10个博士学生是无辜的,不幸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被玷污了,这些博士论文很难通过答辩。Stapel不知道能否得到学生的原谅,活在内疚和羞耻感里的滋味相当难过。

从Stapel的个人经历看,他尽力想要回避失败的经验。他的父亲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为他辩护说,“我认为要怪就怪(学术圈)这个系统“。他这样讲的依据是大学的管理者们和期刊编辑应该更密切的监督他。

Stapel摇了摇头,表示个人能够“接受这件事”。他跟父亲的观点不同,认为“不能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他说:

你想通过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来减轻痛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发生了,我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

-04- 我们该如何面对不完美的学术世界?

我认为从这起事件中,可以明白几件事:

1. 学术非儿戏,需要学者本人严格的自我管理。小到资料存档,引用规范,大到数据处理和谨慎的得出结论。每个细节,都涉及研究伦理学。反复用自己过去的研究来寻找新东西可能是不道德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触犯到研究伦理的失误,被测者没有签第二份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就被不知不觉的再次参与到新的调研中。

2. 你必须能理解支持某个科学理论的依据,然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难做到。当我们在深度思考自己手中的研究项目时,很容易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只看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忽视其他数据。某些失误,并非源于研究者的道德缺陷,但数据处理偏见和分析结论时造成的错误,都会毁坏研究的可信度。对科学家来说,主观地解读或者操控数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3. 任何一位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永远都面临选择,每次困境都是艰难的考验。这就好比走到一个叉路口:一边通向真理——它可能令你的结论不甚满意,数据对结论的诠释也显得迟钝;而另一条路,像极了美好的召唤,它指向更明朗响亮的结论,但却要你动动脑筋做出虚假或部分真实的数据。

在追求证据真实性这一点上,科学和哲学或许差异不大,但归纳法是科学的特质。一旦数据不可靠,支持科学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4. 每一个学者都要历经煎熬,在科研领域,失败是家常便饭。

5. 培养出一名学者,需要的不仅是学术环境,整个社会都要有更大的耐心。

良才美玉,很难在泥土中长成。最近大家都在微信转发《美国教授写给开出中国留学生的信》,我们从中大致可见两种学术生态造成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思路。

社会身份给一个人的保护,超过人们的想象。如今中国的学术明星,他们的定位和财富远远超过他们的同行,而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学者,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有多少学者还能坚持?默默守候在实验室,数年如一日的推动重大试验,作出深刻的研究成果?这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社会的考验。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数增长令人惊讶。然而,中国在创新和科技方面也遇到很大挑战,其中学术不端已经让某些领域不堪重负。2017年4月,学术出版巨头Springer撤销了107篇发表在《肿瘤生物学》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被撤稿的作者全是中国人。这起丑闻使得全球学界对中国学者再次亮起红灯。

从 Staple 的职业经历看,世界顶尖学府也不乏学术欺诈行为,在中国高校对海归学者求贤若渴的当下,别忘记学术不端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

如今有大批接受西方正统学术训练的年轻人回国工作,这些人能力技术优厚,勇于接受挑战,拥抱新观念,主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让大多西方发达国家同龄人羡慕不已。可以说,这也许是中国100年来,创新和科技发展最好的时代,然而我们也遇到不少挑战,学界、业界有太多陋习,比如对知识原真性的不屑,做事功利心重,盼望一点努力就能立竿见影。

以我的直觉,中国还没有抵达一个“做学问”的时代,供养学者不断创新的是市场需求,而非对真知的认同和求索。像上世纪30-50年代那样,中国再次出现杰出学者盛况空前的学术繁荣,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我的估计是:还要再等上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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